昆明蜗牛行

地点：半山咖啡

时间：2008年1月19日星期六

主持人：含章

主要发言人：郭净、杨昆、耿云生、阿洛、林稚霑

记录：云中居

讨论环节：

（记录是在讨论环节开始5分钟后记录，损失部分片段，甚为遗憾。）

杨： 在农村中更能找到自己的根。城里的父母都不一定让小孩玩泥巴，毕竟城市里也没有泥巴可以玩了。（在场有一位小女孩，也表示她不会玩泥巴。）

章： 影像是有力量的，也是有声音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讨论第一回合  

观众：我有两个问题，刚才提到的社区影像活动，是长期型的活动吗？当你们走了，当他们小学的时候可以这样，当他们中学大学的时候，上面的规则是不变的，他们将面临什么？

郭：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是，项目还继续，孙师傅（《黑陶人家》的拍摄者和制作黑陶的艺人）孩子继续拍。这是很多项目的人碰到的问题，我可以告诉大家，社区影像已经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我所知道的，目前有三个培训，北京一个，云南两个，这些培训还是次要的，最有意思的是越来越多的乡村拍摄者，他们已经拿起DV开始记录自己的社区。这次云之南社区行，有两个没有接受培训的村民，他们拍的片子相当的好。下次（2008年2月2日下午2：00）放的片子，作者叫王中荣，他的经历很曲折。他为了拍片子，还欠信用社3000元，房子都没有，但还在坚持。另外还有一个培训，是组织8个不同藏区拍摄，其中放映是讨论的热烈，远远高于我们这个讨论。（笑声，嘿嘿。不过，后来的讨论也很热烈。）（章补充说3月1号半山影像沙龙会在这里播放郭老师极力推荐的这几个社区的片子中的一部分。） 现在这些地方又出现社区写作，其中《自觉》很有影响力的。大家有空的而时候，一定要去德钦，那里的文化真的是……（大意就是太棒了，不去都不行。）

杨：我感觉我们在评论片子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人的能动性，例如旺扎（中甸吉沙村村民，参加“乡村之眼”拍摄计划，个人感觉他的片子类似与莫奈的静物画，有一种岁月的痕迹和沉静的力量，3月1日有可能会播放）的片子，就是拍自己社区每天都发生的，村子周围的事情，和生活息息相关，他讲故事的手段将我们所熟悉的方式都颠覆了。看了社区影像的片子后，我个人可以预言，将来改变世界影像的不是城市人拍的而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拍的片子。太好了。

郭：（继续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问问自己，影响我们一生的时间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我觉得是小学，我从小喜欢艺术，有自己的梦想。人的小时候，能够奠定5-6年，不怕正规教育，他们会有信心来应付。反观城市里的孩子，被塞得太满，被升学压力压得喘不过气。

杨：推荐一个片子——《慢》。 《慢》讲述着城市化，心灵、节奏变快，太快了，人们沉静不下来，很快的看很快的吃很快的消费，吃肯德基，也不知道鸡是从哪里来的。欧洲的小朋友回答说鸡是从超市里来的。而农村的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从土地里来的。都说昆明的人是慢吞吞的，这也是对生活的态度。（补充：所以我们的行动是蜗牛行。）

  第二回合 

观众：片中跳课间操的小朋友都穿着藏族服饰，他们每次跳课间操都要换上这个服装吗？

郭：课间操不是项目弄的，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个服装可以看的出来，都是舞台化的，但是这种服装好歹还是藏族服装。日常跳舞也不换，是一个现场观摩课。相对来说，藏族的服装是少数民族服装保存比较完整的。藏族很只有自信，旺扎到北京都是穿自己的服装。苗族的王中荣到北京带少了衣服，就感冒了。旺扎穿着藏装特别保暖，特别受人羡慕。

 章补充道：“2月2号我们会播放与过节有关的片子。”希望2月16日能播发大家自己拍摄过节的短片，手机、相机拍摄都可以。

 杨： 我看过一个非常奇特的片子，当地的藏民用数码相机拍摄然后用电脑的软件编辑的片子，非常棒。介绍一个哈尼族的用手机拍他们家的小动物，看过的最好的片子，下次我给你们找去播放看。（记下，并跟进直到在沙龙播放为止。） 

章：我们的沙龙也是开放的，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带着自己的作品播放。

观众：能否谈一下影像的积极和消极作用？

杨： 一个是我不想那么确定也不能确定，就好像一个工具拿在手上，关键是运用的人。例如我喜欢拍照片和纪录片，有的题材，有的人拍到后来就拍不下去。拍摄需要和人接触，了解对方的生活，但继续拍下去会影像他的生活，我就会主动中止拍摄。我觉得这个权利要给每个拍摄人，让他自己有能力判断思考。我们也在思考，保护民族文化，好处和坏处是什么。如果不让他有自己反思的能力，那么伤害性更大。

郭：其中这涉及一个问题，即要不要吧摄像机和相机给村民手里？不管你是否同意，实际上这些东西已经进入村子里，外来的大量信息都已经进去了，电视媒体讲的完全不是自己社区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本来是不介入的。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不去介入了。肯定会有后果的，很多项目（特指民间组织的发展项目）都是有破坏性。其中有一个例子，即外国人把一个项目引进村子，使这个村子变成全球化的。我同意杨昆说的，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摄像者手里，他要承受相关的后果。佛教说，有因必有果，循环不止。例如王中荣（苗族社区村民，2月2日将播放他的片子），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呢，他怎么协调家里的关系呢？我们没有过多干预的问题，我们的建议，下次请王中荣放片子的时候，请他的妻子、父母过来，这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支持。

 第四回合

观众：我是从江苏过来的，也是学影像，我的问题是把摄像机交给村民，这有悖于我们正规传媒学校出来的……（没有记下来，大意就是违背课堂中所讲的）。

杨：没有想到今天的问题这么火爆。云南村子风景稍微好点，都会吸引人去拍摄，我们为什么要阻止这种冲动呢，而其他们能够满足这种冲动。例如旺扎（上文有所提及），他玩DV，他的弟弟用相机。这种对电影美学的冲击，我是开放的心态，看到人的这种动力，像儿童一样那么纯真，我觉得他们可以创新电影美学，我是持比较积极开放的心态。当然，保守的看，我也会犹豫，虽然是好的题材，但若出卖了朋友砸了他的生意，我还能任意妄为的拍吗？我也有机会去国外看社区影像，随后感觉技术上是存在不对等的，但创新是对等的。农民生活节奏慢，简单，他们的拍摄要比我们好，城里人的心态比较浮躁，总是想拿大奖。农民的拍摄很本能，他们做事情比我们更纯真，看到小孩的心灵和谈吐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惭愧，我觉得在电影美学和语言上，我想以后会远远落后他们的。

章：耿云生老师也做了将摄像机交给稻农的事情，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耿：我这个活动是两年以前，是绿色和平做了一个稻米专题，我参与了整个过程。这个项目开始选择了五个农民，都是地地道道种田的。一个在边境上的、一个哈尼族，这两个人都是4、50岁，还有两个在新平的噶撒，两个年轻女子，还有维西的普米族，是一位中年妇女。维西是国内最好的高海拔水稻产区。当初做活动的时候，我拿着相机现场教他们如何装相片，跟着他们到村子里，看他们的使用情况。训练快门、呼吸、手抖等问题，看着他们怎么把胶卷拿出来，给他们解释哪些拍得比较好。他们每天面对的是最真实的生活，脱离不了现场，每天都是在第一现场，因此拍摄出来的照片才更生活。照片冲洗看完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太好了。第一个展览是在北京，五个稻农都到现场，引起了轰动。他们每天都是从第一现场，从第一时间把快门按下去。每天下田都带着一个小包，随时拿出来拍。但也有一个问题，他拍的模式也受到我的影响，按照我说好的做，但展览的时候，专业人士都汗颜。我认为，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你不一定在现场。农村人时候缺乏技术上的，但也有天生就有感觉，拍出来的东西就是好。他在第一现场，他有最真实的东西，那就是最感人的。这是最震撼的。什么大师都不要理会，在第一现场是最好的。（这就是真实的力量）

阿洛：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香港人。我来昆明是旅游的，什么都不懂。我想说一个概念的历史，欧洲人怎么对待非洲人之——“幼稚的艺术”。欧洲人看到非洲人看到没有学院训练的艺术品都超过他们的，超过毕加索，都怎么对待这些人呢，就称对方幼稚的艺术，来保证他们的优质地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创作者的心灵是最重要的。当我们的心灵不能超过农民、非洲人，就认为他们是幼稚的艺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章：大陆、香港的朋友说完后，接着就是有请台湾来的朋友分享分享啦。

 林：我记得我学建筑的时候，学的是传统民居，在学校里面被认为是很差的，所谓优秀的是学西洋建筑的。我在台湾的家是鹿港，布局比现在城市建筑更细致，是现在工匠达不到的，清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这是我们需要再思考的。那个时候同时是数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是一个完整的人的概念。当我们内心就是受到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影响，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美？农民是最真实自然的。不过也不用担心，主流社会推崇虚伪真善美的东西。（哈哈，全场爆笑，此段话没有记录完全，大意如此。） 

杨： 小的时候我听课的效果是最好的，能够过目不忘。后来，随着主流，要考好的学校，每天都做作业到很晚。后来开始想，我的记忆力开始丧失的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有的学生，身体在场，心不在。刚才阿洛说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说心也要在场。

章：以后我们也会放不同主题的片子，我们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出你们的看法，通过影像来思考的，人们聚集的场所。下次活动的时间就是2月2号下午两点准时开始。

 转自云之南纪录影像展http://www.yunfest.org/program/community/intro.htm

影像的声音

撰文/郭净

　　即使在教育相当普及的现代社会里，影像（电影、电视、摄影等）的掌握和使用依然表现出不平等的一面。谁拍、拍谁，怎么拍，拍了以后如何发表、如何使用，为谁使用，谁是影像的制造者、传播者而谁做接受者，谁是导演谁是观众，谁当老师谁当学生，都有一定的规矩。一方面是外国大片、VCD影碟、电视机以及数码影像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却是信息的单向流通依然如旧。特别是乡村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成为别人的影像资源，而他们除了被动地观看，很少能利用影像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然而，影像在今天如此普及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照相机、摄像机和电脑变得如此便宜，促使普通人产生了自己制作影像的欲望。在调查中，我们经常碰到村民提出这样的要求：“让我也拍一拍！”而最让他们兴奋的，也正是那些反映他们生活的照片和电影。

　　做项目的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疑问：“你们为什么要把影像这种外来的东西引入村里，改变当地人的生活？”其实早在项目组到来之前，现代的影像早就渗入了当地的社区生活。我们在所有村子都曾看到这样的景象：每户人家的墙上都有一个装满照片的镜框；每天晚上都有人聚集在一户人家的堂屋里看电视。在明永村，拥有电视和VCD放映机的活佛家成为全村人晚上聚会的场所。大家从吃完晚饭，一直看到夜里11-12点，有的人边看边喝酒、聊天，有的甚至当场睡着了。

　　问题不在于是否把照片和录像引入社区，而在于当地人所接触的影像，大部分来自主流渠道（报纸、杂志、电视台、盗版光碟）。这些玩艺儿既展示了外部世界的奇妙，让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村民长了见识，也提供了一种现代物质生活的幻象，它们所包含的价值观与生活形态，都远远脱离当地民众的传统，甚至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诱导年轻人对物质享受盲目崇拜，对暴力和性的宣扬，以及曲解了经济和旅游开发的意义等。所以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民众一直在受到影像的熏陶，充当信息的被动接受者，却从来没有通过影像发表看法的权利。影像对于他们，仅仅是一种信息，而不是一种声音。

　　至于我们这些学者所拍摄的影像，也同样带有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地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地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更重要的是，很多照片和电影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被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以至我们有时会问自己：“我拍摄这些照片给谁看？”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影像应该传达谁的声音，为谁服务？

　　1991年，福特基金会赞助了一个名为“妇女生育卫生与发展”的项目，帮助云南53位农村妇女自己拍摄她们的生活场景，用照片故事表达她们的要求，影响生育健康的决策。这个项目启发了一些人开始认真思考影像与参与式教育的相互关系。正如项目发起人王承乐所说：
“纪实摄影的基本原则是：影像可以起教育作用，照片可以影响政策决定，社区和个人有能力创造提倡公共健康政策的图像和文字”。

　　这个以”photovoice”著名的项目，以其深入的实践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启发社区工作者认真考虑把照相机、摄像机交给农民，和他们共同创造为他们服务的影像作品。这个项目和名称（”photovoice”，照片之声）被TNC继承，于2000年在云南西北部的农村开展，并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目的结合起来。而我们的小组，也在云南藏族地区开展了名为“社区影视教育”（participatory video education），让村民用摄像机表达心声的活动。

　　就在我们思考以上问题的时候，以普及数码影像为主流的风潮，也在中国的城市青年中流行起来。许多人拿起家庭用的数码照相机、摄像机，去拍摄以前不为人们关注的边缘人群。由此而来的作品，虽然有的粗糙，有的标榜时尚，但其中最好的那些部分，却对影像的权力提出了疑问，而且明确地主张影像的民间化，致力于个人的影像表达。这对于我们无疑具有启迪的意义：我们理解的民间，包括了乡村的个人和社区，将影像制作的权力，以及利用影像开展公众教育的权力交到他们的手里，多样化的声音便在屏幕上出现了。

　　同时，影像制作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中国政府已制订了推动素质和电化教育的政策，但这项政策的受益者，并不仅仅是内地和中心城市的青少年，也应当包括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他们更需要影像的帮助，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本土的文化传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价值观。
      非洲的一群先驱者说道：“影像应当给予民众一种声音，而不只是一种信息（Giving people a voice rather than a massage）”。 这句话贴切地表达了接收和发言之间的区别。这种新的影像制作和传播方式，其主题和对象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结合，同时也就是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结合。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影像教育称为——“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learn our own tradition)。

第二期影像沙龙：2008年1月19日 星期六下午2：00

影片介绍

      本期影像沙龙将放映来自社区影视教育的影片。

      从2000年到2005年，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以社区影视教育项目的形式，帮助迪庆藏族拍摄了一批纪录片。
     它们是第一批来自藏族社区的影像作品。真实的反映了拍摄者家乡的变化，以及当地村民为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而做出的努力，让公众能听到来自社区的声音。本期将先反映其中的一部。其它片子我们将陆续在后面推出。

含章：大家看完影片之后有什么感受？ 

观众：为什么想要拍这部片子？

林稚沾：最初不是想拍这个，是想拍阶层的固定化。后来看到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台湾现在只要有钱都可以上大学，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很难有找到工作。农村大量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考大学。

观众：大学生创业主要是做什么？

林：摆路边摊。

观众：片子里就是有种焦躁的情绪。

林：这也是反映了台湾社会现在的一种普遍心态，很焦躁。每个人都找不到工作，能不焦躁吗？

观众：是怎么选择拍摄对象以及过程？

林：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随你想就出来的，因此要等的。剪辑的时候更乱，等到剪的时候，思路才慢慢清楚。

观众：这样焦躁的情绪，在同行之间的交流和工作当中，如果有一个朋友圈会非常好。

林：实际上他们是互相帮助的。片子中的人物他们之间确实是有互相帮助的。

观众：很佩服你，能够这么坚持。我是做艾滋病工作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来反映真实生活。你怎么样去做到客观？这个片子是拍摄者想说的，还是被拍摄对象想说的。

林：其实我是很不客观的。后来我意识到如果你的立场太强，反而说服力会降低。拍都市的给农村看，拍农村的给都市看。我尽量隐藏我的立场，尽量警惕。这里毕竟不是我的故乡，因此就可以尽量保持自己的警惕。

观众：纪录片很注重实证，在拍摄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矛盾，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林：因为我的立场是很宏观的，虽然观点不一样，但也可以放进去。

观众：拍得时候选的对象，剪的时候得选择。最后出来可能与实际会有距离。拍摄者的立场和观点都加进去。你的选择和现实怎么选择。和我们做调查研究时一样，写得时候也是非常主观的。我还是特别强调立场。我们是做社会性别的，立场是特别强的。

含章：这是我们第一次放映，希望得到大家的反馈，大家对这样的放映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片子。欢迎大家推荐片子，包括自己拍摄的。我们影像沙龙的原则是本土思考，所以也希望能看到本土的片子。

下次的放映时间是1月19日下午2点。

非常感谢大家，感谢李凡，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维持场地。

希望大家能给我们在手抄书上留言，希望大家能经常浏览我们的博客分享你的感受。

    时间：2008年1月——2008年12月，每月放映两次

          每月第一个、第三个周六下午2点

   地点：昆明五华区半山咖啡馆（建设路坡脚，五华区医院旁，可乘2路、10路、84路、96路、65路等到百汇商场下车）

   感谢半山咖啡馆提供场地，提供免费饮用水。如需其它饮品请自费。

第一次影像沙龙：2008年1月5日星期六下午2：00

影片介绍

《过河卒子》：

台湾纪录片人林稚沾的作品。一部真实反映台湾高等教育毕业生出路的影片。几位建筑系在读学生正为自己的毕业设计努力；毕业几年的学长们正在生存的压力中挣扎踯躅；而大学放榜处还等着一张张新鲜的脸……拼命努力的他们，在走一条难以回头的路。

    这是一个影像的时代，也是一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城市渐渐习惯了用影像来娱乐大众。在年末的电影档里，各类大片热闹纷繁。坊间关于“真实”的讨论似乎仅仅限于视觉的真实。而我们离心灵的真实渐渐很远了吧。

    纪录影像作为思考和表达的方式，或许是能将我们带回真实世界的途径。正如云之南影像展的主题：影像不仅是一种信息，更是一种声音，它是社会群体和个人“说出”自己观点的有力工具。

感谢半山咖啡馆的李凡先生，他的包容使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分享空间。

                                                          含章

2008年1月